东方之门，这个熟悉而陌生的名称，自古以来就在中国大地悄然存在。古代中国地理学的先贤们，从黄帝、尧舜到邹衍、郭璞，都曾不约而同地使用过这个名词。东方之门是古代中国人一种独特的地理概念，它既是一个方向，也是一个区域，甚至还是一个政治、文化的象征。
东方之门最早的记载提出于《尚书•大禹谟》：“自东方之门出，……”中国古代人以黄河、洛河为中心，各按其居处地理，沿古代黄河文明“中原文化”的方式，以东方为始，按时针方向分出十二个方位，从而形成了“方”与“区”的一种地理语境。“门”作为方向标志，奠定了东方之门这一概念的基础。
早在东周时期，东方之门就显出了其政治象征的地位。春秋时期的齐国，经过多年的强大和发展，形成为中国战国七雄之一。齐国的领地被称为“东方之门”，是中国古代政治文化的一个象征。
东方之门除了在政治文化上具有象征意义外，更多的体现了中国古人对事物的整体性思考。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即是司马迁在《史记》中的一段叙述：“自甘泉，至于空桐山，皆曰关”。关即指山路峻峭，其间的通道便是东方之门。司马迁用“关”代替“门”，更加具象化地描绘了一个地理阀门的形象，也真实地反映出当时人们对于地理概念的形象思考。
